汴绣起源

       刺绣，又名鍼（针）绣，俗称“绣花”、“扎花”。是以绣针引上彩线，按照设计的花样在织物（丝绸、布、帛）上刺缀运针，以绣迹构成纹样或文字。古代称“黹”、“鍼黹”，因刺绣多为妇女制作，故亦称“女红”。

       开封是中国刺绣起源地之一。刺绣是随着纺织、缝纫、服装的产生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民间手工艺。远古时代，工具的发明赋予人类奇妙的动力，给予人类思维插上了想象的翅膀。在衣服有御寒遮羞的基础上，为追求精神的愉悦，用针线在上面刺缀不同纹样，充满着幻想色彩，显示了当时人类对生活美的追求，体现了对自然，对社会的认识和宗教信仰。刺绣也同其他手工艺品一样，具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性，是华夏民族聪慧的结晶。

       据《庄子·盗拓》记载：“古者，民不知衣服，夏多积薪，冬则煬之。”《韩非子·石蠹》：“古者，……妇人不织，禽兽之皮足庇也。”《白虎通义》：“饥即求食，饱即弃余，茹毛饮血，而衣皮苇。”旧石器时期，骨针、骨刀、骨铲等的出现，开始将兽皮、羽毛、树叶、苇草作为原件，制作衣服。新石器时期，陶制纺轮等工具的发明，农业、手工业分工，开始纺织、“治其丝麻，以为布帛”，利用自然植物纤维，捻线织布，结束了“衣其羽皮，而衣皮苇”时代。
       开封地处黄河中下游冲积平原，古时气候湿润，雨水充沛，河网密布，土地肥沃，宜农耕，适于人类生存，是人类较早活动地区之一。开封尉氏县新石器早期的裴李岗文化遗址，中期的杞县竹林仰韶文化遗址，晚期的同刘龙山文化遗址，提供了先民们在这里繁衍生息的佐证。据文献记载，三皇五帝都曾在开封地区活动，成为当时华夏主要政治中心之一，又由于开封“天地之中”区位优势，形成了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，升华提高扩散传播。

       传说华夏人文始祖黄帝，“娶西陵氏于大梁（开封），曰嫘祖，为元妃”，“嫘祖种桑养蚕，抽丝编绢之术，谏诤黄帝旨定农桑，法制衣裳，兴嫁娶，尚礼仪，架宫室，奠国基，统一中原，弼政之功，殁世不忘，是以尊为先蚕。”丝织品的发明，不仅为制衣提供优质原料，同时为开创精美刺绣，奠定了基础。
       刺绣较早记载为虞舜时期。《尚书·益稷》记载：“虞舜命禹曰，予欲观古人之象，日、月、星辰、山、龙、华虫作绘；宗彝、藻、火、粉米、黼黻絺绣，以五彩彰施於五色，作服，汝明。”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注疏：“日、月、星辰、山、龙、华虫，六章画于衣也，宗彝、藻、火、粉米、黼、黻六章绣于裳也”。绘绣并用的十二章服制度的制定，不仅突显了天子地位，同时将民间刺绣技艺得到了官方认可，把刺绣工艺赋予更广泛的政治内涵。开封作为先民们衣服装饰工艺的刺绣发祥地之一，应是理所应当，不容置疑的。

       夏商周时期。夏代第七位王杼在老丘（开封杜良乡）建都，历经六王200余年。周代春秋时，郑国郑庄公在朱仙镇（开封）建城，名启封。（汉代为避景帝之讳，改启封为开封）。战国时，魏惠王迁都大梁（开封）长139年后被秦灭。

       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，手工艺制作范围也逐步扩大，在青铜器、玉器、陶瓷、染织工艺发展的同时，刺绣工艺也开始有了发展。 

       据《太平御览》引太公六韬，谓“夏桀、殷纣之时，妇人锦绣文绮之坐食，衣以绫纨，常三百人”。《管子轻重篇》记载：昔者桀之时，女乐三万人，端躁晨，乐闻三衢，是无不服文绣衣裳者。伊尹以亳之游，女工文绣纂组，一纯得百钟于桀之国。”《盐铁论·力耕篇》：“昔桀女乐宫室，文绣衣裳，故伊尹高逝游亳，而女乐终废其国。”
       商代《帝王世纪》载：“国王纣，不服短褐，衣绣，游于九重之台。”《说苑·反质篇》引墨子语：纣为鹿台糟邱，酒池肉林，宫墙文画，雕琢刻缕，锦绣被堂，金玉珍玮，妇女忧倡，钟鼓管弦，流漫不禁，而天下愈竭，故卒身死国亡，为天下戮，非惟锦绣絺纻之用邪”。
       周代，史书中对刺绣也多有记载。如《国语》载，齐桓公曰：“昔吾先君襄公筑台，以为高位，陈（臣）妾数百，食必梁（良）肉，衣必文绣”。《周礼·考工记》中有：“画缋之事，杂五色，……五彩备谓之绣”的描述。并说：“治丝麻之成之，谓之妇功”。管仲云：“一女必有一鉥（长针）”，墨子云：“女工作文采，男工作刻缕”。《诗经》中“素衣朱绣”，“衮衣绣裳”，“黻衣绣裳”，都是对贵族生活刺绣服饰的描述。

       到了汉代，丝织纺织业高度发展，不仅国内丝织品大量使用，也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出口产品。“丝绸之路”的开通，直接刺激和促进刺绣工艺的发展，开封及周边地区成为重要的产地。东汉时期王充在《论衡·程材篇》卷十二中有“齐郡世刺绣，恒女无不能；襄邑俗织锦，钝妇无不巧，日见之，日为之，手狎也”。朝廷在陈留郡设有管理机构，以监督指导生产，为“丝绸之路”提供大量货源。
       六朝时期，西晋文学家左思所作《魏都赋》，列举曹魏名产时写到：“邯郸鹆步，赵之鸣瑟。真定之梨，故安之栗。醇酎中山，流湎千日。淇洹之笋，信都之枣。雍丘之粱，清流之稻。锦绣襄邑，罗绮朝歌。绵纩房子，缣裛清河。若此之属，繁富夥够。”襄邑（睢县）、朝哥（淇县）、清河（甘陵）都是生产丝织品的产地。

南朝时，梁国人张率著《绣赋》：“寻造物之妙巧，固饬化於百工。嗟莫先於黼绣，自帝虞而观风。杂藻火於粉米，郁山龙与华虫。若夫观其缔缀，与其依放。龟龙为文，神仙成象。总五色而极思，藉       罗纨而发想。具万物之有状，尽众化之为形。既锦华而稠彩，亦密照而疏明。若春隰之扬花，似秋汉之含星。巳间红而约紫，又表玄而裹素。间绿竹与蘅杜，杂青松与芳树。若乃邯郸之女，宛洛少年。顾影自媚，窥镜自怜。极车马之光饬，尽衣裳之妖妍。既徙倚於丹墀，亦徘徊於青阁，不息未而反本，吾谓遂离乎浇薄。”本文以优美的文辞诗句，记述刺绣悠久历史，传统刺绣制作过程，描绘了刺绣艺术之美。反映了当时中原刺绣的高度成就和影响。

       唐代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重要时期，刺绣工艺有了较大进步。针法上突破锁绣的局限，发展了齐针、戗针等许多平绣针法，使绣品更加光艳。“唐同昌公主出降，神丝绣被，绣三千鸳鸯，仍间以奇花异叶，其精巧华丽绝比。其上缀以灵粟之珠，珠如粟粒，五色辉焕。”刺绣除了进行丝绸服装装饰外，还用于宗教中绣经、绣佛像。《杜阳杂编》记载，“永贞元年，南海贡奇女卢眉娘，年十四，纫而慧悟，工巧无比，能在一尺绢上绣《法华经》七卷，字之大小不逾粟粒，而点画分明，细于毛发。其品题章句，无有遗阙。”

       唐代诗词文人撰写大量诗赋作品予以赞美。如李白诗：“翡翠黄金楼，绣成歌舞衣”，白居易“红楼富家女，金楼刺罗襦。”唐末诗人胡令能，隐居开封中牟莆田时，看到朋友崔郎中家人刺绣，创作《咏绣幛》诗一首：“日暮堂前花蕊娇，争拈小笔上床描。绣成安向春园里，引得黄莺下柳条。”这首七绝诗，前两句描写妇女绣花时的情景，坐在堂前凳子上拈笔绣描，花蕊鲜艳，栩栩如生，日暮降临，背景渐暗，绣品更加夺目。后两句通过想象，从侧面衬托，生动含蓄地描写绣品巧夺天工。如果把这些绣花放到春天的花园里，就会把柳树上的黄莺吸引下来，不似春花胜似春花。用语巧妙，生动形象，证明当时开封地区的刺绣已达到很高的水平。同时宫廷设有少府监（分管农业、手工业），将作监（分管宫廷建筑、金玉翠器、纱罗绸匹、刺绣），出现“绣帅”官职的管理人员。

       宋代是开封刺绣发展的繁荣时期。

       公元960年，赵匡胤黄袍加身，建立赵宋政权，定都东京开封，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局面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，实施重文抑武国策，沿袭多年庚续不辍的刺绣技艺进入鼎盛时期。京师都城“举目则青楼书阁，绣户珠簾，金翠耀目，罗绮飘香。”《东京梦华录》。

       宋代朝廷对刺绣情有独钟，宫廷用绣仍袭唐制，建有刺绣机构。据《宋会要辑稿·职官三十六》载：“在皇城北，掌造禁中及皇属婚娶各物，旧在紫云楼下，咸丰三年（公元1000年）并于后苑作……以内侍三人监，始领作七十四……绣作……。”规定了皇帝大臣、后宫嫔妃衣物刺绣图案纹样严格的定式，不得僭越。

       建立了“绣衣鹵薄（仪仗队）”制度，扩大刺绣范围。朱启钤《丝绣笔记》载：“《宋史·仪卫志》，乾德二年（公元965年），太祖亲阅鹵薄，四年始（公元966年），令改画衣为绣衣。至开宝三年（公元970年）而成，谓之绣衣鹵薄”。宋·周必大《绣衣鹵薄记艺录》载：“请按开元礼，咸用绣袍，至若执仗之士，旧服五色，绘衣后靡有所准式，请以黑为先，而青、赤、黄、白以次分列，用协五行相生之序，逮有司以仪注上，帝御便殿陈而阅之。凡马步仪仗总万有一千二百二十有二人，悉以纻丝绣文，代采画之服，扬辉绚彩。”

       就连飨祀招待宾客时的服务人员的服饰也不例外。“政和大中，祀飨立仗，仗内执紑人并立，锦帽五色施绣，宝相花衫。”《丝绣笔记》。

       朝廷用绣量的扩大，裁造院中原有的绣工远远满足不了需要，真宗大中祥符五年（1012年）规定，“自今应承受房卧及绣造物色，本院绣造不逮者，分于承节指挥及百姓绣户支工钱令绣造.......”这说明裁造院已开始招雇百姓绣户，并且“不得抑勒差配”《宋会要·职官二九之八裁造院》，带有一定意义的自由雇佣制。故此，大街小巷涌现出大批“百姓绣户”，寺庙尼姑也加入绣作之中。（宋代是僧尼做多的时期，允许僧尼做生意，仅开封就有寺院691座。）“相国寺东门外有一条街叫绣巷，皆师姑绣作居住”《东京梦华录》。

       随着宫廷用绣的扩大，影响了社会民众的嗜好，刺绣品成为流行广泛的时髦，催生了刺绣产业市场化形成和发展。“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，百姓交易，两廊皆诸寺卖绣作”。民间不仅嫁娶育子使用绣品，公共场所也用绣品装饰，酒楼、饭庄“珠帘绣额，灯烛晃耀”、“金碧相射，锦绣交辉”、“彩楼相对，绣旗相招，掩翳天日”。刺绣成为京都开封一道靓丽风景线《东京梦华录》。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，东京民间刺绣的发达，百姓绣户与诸尼寺尼姑成为民间刺绣的两支主要力量。

       皇帝宋徽宗赵佶虽是一个庸政皇帝，但却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，对刺绣极为重视。据《宋会要辑稿·职官二九之八》记载：崇宁三年三月八日（1105年），试殿中少监张康伯荐言：“今朝廷自乘舆服御至于宾客祭祀用绣，皆有定式，而有司独无纂绣之工，每遇造作皆委之闾巷市井妇人之手，或付之尼寺而使取值焉。今锻炼、织紝、纫缝之事，皆各有院，院有工，而于绣独无。欲乞置绣院一所，招刺绣工三百人，仍下诸路选择善绣匠人，以为工师，侯教习有成，优与酬奖。诏依，仍以文绣院为名。”从文献中可知，徽宗前朝一百余年中，绫锦院（公元965年置），掌织丝锦绣，以供乘舆凡服饰之用，工匠1034人。裁造院（公元967年置）掌裁制服饰，工匠267人。染院（公元978年置）掌染丝臬币帛，工匠613人。文思院（公元978年置）掌造金银、犀玉工巧之物。真宗咸丰三年（公元1101年）建后苑造作所，（旧在皇城内紫云阁升平楼下，后迁到皇城北拱宸门外）“掌造禁中及皇属婚娶各物”，但绣作人员很少。而用量较大的刺绣制品，却有司（即管理部门）而独无绣匠，不能不说是一大缺失。到了徽宗时期，在朝廷手工制作管理部门“少府监”的建议下，徽宗皇帝顺应时代的发展而“诏依”，同意成立“文绣院”。荐言中对文绣院的功能做了定位，具有两大作用：一是“掌纂绣，以供乘舆服御及宾客祭祀之用”。二是秉承着培训传承职责，善绣工匠作为“工师”进行“教习”。并明确规定，教习好，有成绩，还要给予奖励。以激励“工师”在“教习”中的积极性。文绣院是一处朝廷官办的培养刺绣技艺人才的机构。文献中没有培养多少刺绣人才的记载，但我们可以推测，若一对一、一对二进行教习，每年可培养绣工千人以上。少府监管理严格，官吏们经常对工匠“察其课程”，规定寒冬、夏暑期的工役长短，并依照将作监的办法“物勒工名，以法式察其良窳”，从每件作物功限长短的规定，到物件上写工匠姓名，都是监督考核的依据，以保证制作质量。官营作坊不仅满足了朝廷用绣的需要，同时控制和培养了一批具有高精技术的刺绣工匠。文绣院成为全国刺绣技艺大交流、大传播、大融合的平台，培养刺绣技艺人才的教育基地和研发中心，促进了全国刺绣技艺提高和发展。都城开封成为刺绣技艺的交流中心和绣品的集散地。

       北宋时期，染院的染色技术大大提高。官办的染院西院使用的是金水河的水，“宜于染练”，“染丝帛涤线”色泽靓丽。矿物染料、植物染料工艺成熟，能染出青、黄、赤、黑、紫上百种颜色，五彩缤纷，万紫千红。我国刺绣技艺针法已经发展二十余种。为创作绣制逼真的精美绣品成为可能。

       开创了“绣画”的先河。宋代书画艺术是我国繁盛时期。由于刺绣针法和颜色的丰富，开始以临摹工笔画的笔墨线条，用绣线和针法表现晕色浓淡及画中风采气韵之能事，“绣画”使书画艺术得到延伸。翰林图画院专设“画绣科”，负责遴选能入绣的绘画作品。画家黄荃、黄居寀父子、崔白、郭熙、赵昌等绘画作品，都曾作为刺绣临摹的粉本。一时绣工思白、墨林、启美等高手辈出。融书画于绣画，绣品精致细腻、光彩夺目，加上绣线的折光作用，立体感更加强烈，从而开创了刺绣由实用品向欣赏品“画绣”艺术的新纪元。把刺绣艺术推向了高峰，成为朝廷与高丽、日本、东南亚、西亚地区各国文化交流的名片和馈赠宾客的礼品。

       “画绣”题材广泛，无不涉猎。花鸟鱼虫、山水楼阁样样入绣。绣作针法多变，应物相形，绣工细腻传神，色彩丰满逼真，对后世刺绣影响深远。由于丝绸、丝线为天然蚕丝，不易长久保存，目前存量不多。现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宋代绣品，如《白鹰图》、《大士像》、《咸池浴日图》、《梅竹山禽图》等绣画无不彰显当时刺绣艺人的娴熟技艺。现代刺绣大师作品也不过如此。
       由于宋代“画绣”的技艺精湛，形成此后历代文人鉴赏收藏热，并给予很高评价。明代书画家、文学家董其昌在《筠清轩秘录》记：“宋人之绣、针线细密、用绒止一二丝，用针如发细者为之、设色精妙、光彩夺目。山水分远近之趣，楼阁得深邃之体，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，花鸟极绰约嚵唼之态，佳者较画更胜。望之，三趣悉备，十指春风，盖至此乎！元人则绒稍粗，落针不密，间用墨描眉目，不复如宋人之精工矣。”还有明代名家如：张应文《清秘藏》，项子京《蕉窗九录》，文震亨《长物志》，屠隆《考槃馀事》，高廉《燕闲清赏笺》等多部著作书籍中，对宋绣画都有相同相似的描述和评价。都城开封对“画绣”普及、提高作出了贡献。

       北宋（公元1127年）靖康之变，金兵入侵中原，东京沦陷，都城开封大批居民、百业工匠四处移散。一部分随宋室南逃，形成历史上中原第三次大迁移的客家人。据清·徐旭曾《丰湖条记》载：“自徽宗、钦宗北狩，高宗南渡，故家世胄先后由中州山左越淮渡江从之，寄居苏、浙各地。不但故家世胄，即百姓亦举族相随。”不仅促进南方各地经济发展，也把中原刺绣技艺带入南方，为苏、浙刺绣技艺提高和发展做出了贡献。

       一部分由金兵掳与北方。据宋·洪迈《容斋三笔》记：金兵将徽宗、钦宗宫妃掳罗北方的同时，还有东京百工匠人作为俘虏为其服务。“惟喜有手艺如匠人、绣工之类。寻常只团坐地上，以败席或芦籍衬之。遇客至开筵，引能乐者使奏技，酒阑客散，各复其初。依旧环坐刺绣。”《辽史·耶律章奴列传》记：“擒贵族二百余人，其妻子配役绣院”。吸收中原开封刺绣的技艺、色彩、纹样，丰富了当地刺绣文化的内涵。

       北宋灭亡，开封从此失去了京都地位，经济重心南移，加上黄河多次泛滥决口，“自泗州以北皆涸草生之，沟通南北大动脉汴河淤塞停运”。中原十年九旱，兵燹水患，经济萧条，商品经济极不发达，有规模的刺绣作坊再未形成。但长期作为中原省会重镇的开封，刺绣传统文化仍然庚缀不变，在民间延续传承。男婚女嫁、育子喜庆仍然大量使用绣品。据《开封县志·旧祥符县》记载：城乡“有摇郎当卖彩线绣金者”。七月七之午，“妇女多乞巧，以碗贮水曝烈日中，倾之水膜凝面举绣针投之”。七月七乞巧会：“年年七月七，天上牛郎会织女，牛郎哥，织女嫂，夫妻下凡来送巧。七月七，七月七，俺给姐姐送饭吃，教俺巧，绣对花鞋送您老，教俺拙，找个圪针扎您脚。牛郎啊，织女嫂，双下凡来送巧，七个针，七根线，七个闺女都教遍。鸳鸯枕，龙凤帐，红绸子门帘绣凤凰”。民谣：王小姣作新娘，赶做嫁衣忙又忙，一更绣完前大襟，牡丹富贵开胸膛。二更绣完衣四角，彩云朵朵飘四方。三更绣完罗衫边，喜鹊登梅送吉祥。四更绣完并蒂莲，早生贵子喜洋洋。五更绣完龙戏凤，比翼双飞是鸳鸯。（倪宝成《描龙绣凤美人间》）民谣：《绣花枕》正月里，姑娘绣了一对鸳鸯枕，巧针彩线绣得精。一池清水明又净，绿莹莹，漂浮萍，蓬叶青，荷花红。岸边柳，舞春风，鸳鸯对对浮水中，绣出了姑娘相思情。（曹增军《神针异彩·开封汴绣》）从侧面反映了刺绣仍为开封及中原城乡妇女的手工技艺。

       历史学家陈寅恪：“华夏民族之文化，历数千年之演进，造极于赵宋之世”。“故天水一朝之文化，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”。“后渐衰微，终必复振”。
       新中国成立后，党和政府为了保护传承开封古老的传统刺绣技艺，1954年组建刺绣企业，为再现宋代开封刺绣业的辉煌作出了战略决策。